钱学森在其论著《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中提出，要将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研究，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把大量零星分散的定性认识、点滴的知识，甚至是群众的意见，都汇聚到一个整体结构，达到定量的认识，是从不完整的定性到比较完整的定量，是定性到定量的飞跃”，进而把工作做得更加精密。这是钱学森具有前瞻性的一个非常好的愿景，在指导着我过去的市长工作。下面谈三点践行和体会。

一、从定性到“半定量”

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涉及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人，因为个人需要、诉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多样性，既为社会问题带来复杂性、不可重复性，也为对社会问题的描述带来困难。现在与20世纪相比，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是没有取得根本上的突破和进展，主要不足就在于它还是停留在用一种描述性的语言和方法来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让人既信但又不放心。不过它在发展过程中自身也有许多改进，也从定性研究上升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半定量” 研究，最常见的就是“统计研究”。我在工作中也尽量用定量的分析方法，使管理和决策更加科学。比如，2012年，我让相关部门就成都人口状况对城市交通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对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居住、学校、医院、商业片区、产业中心、交通站点及人口分布等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并制作出不同区域在不同时间段人口出行曲线图，总结了中心城区出行特点，并针对性采取了措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通组织的合理性。

二、开展过程研究

在工作过程中，我尝试着将规划研究与行动研究相结合，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将过程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运用一些数据统计之类的方法来探索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我把这些研究称之为“过程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反过来用于检验和指导日常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首先是做好工作过程的客观记录，包括十多年来签发的政府文件、召开的会议纪要、所作的讲话文稿、拟写的调研报告、每天的活动日志、下基层的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记录，以及对5万多件公文批示、人民群众及市长公开电话和市长信箱来电来信批示归纳分析，等等，依据这些详尽的数据探索建立与时间变化的二维曲线以及寻求各曲线之间的相关关系，包括相交的点、线和面，从而形成多变量的多维空间，由此也初步获得了一些数据辅助研究的结果。比如，对十一年的公务接待人数和批次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十八大前，一提到公务接待，往往认为难简化、难压减，但实践证明，真正动真格抓了，而且是自上而下地抓了，一级抓给一级看了，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三、运用大数据实施“精准”管理

随着计算机、网络和智能手机技术的普及，人类记录、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得到飞跃式提升，世界上万千事物都能够转化为数据形式，构成了海量的数据信息，进入“大数据时代”，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各个领域都能够被量化。在政府工作中，一旦用上了大数据，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更为精准的解决。比如，要实现“精准扶贫”。如果没有精准的数据作为支撑，不知道哪些人该扶，哪些人不该扶，该扶的人又都住在哪儿，扶多少怎么扶才合适，也就实现不了“精准扶贫”。这还让我联想到2008年，我们发消费券给全市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及城乡重点优扶对象，每人100元/月，如果没有当时已建立的一个社会救助体系的数据库，掌握不了精确到人头的数据，根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发下去。此外，2013年4月我市人社、民政、公安、计生等7家单位印发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核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每月10日前民政局将所有火化资料数据送人社局比对，同时也告公安部门做好销户等准备工作，通过数据的及时共享，十分精确地消除了过去冒领死亡者社保金的现象。

虽然我已离开市长岗位近六年了，但仍然强烈地感觉到，将自然科学运用于政府工作是一门潜力无限、跨界互动的边缘学科，找到结合点，找到切入点，的确不容易，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开发和实践，让政府工作更加科学、更加精密。希望更多的市长去践行，去发展。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成都市原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