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　奎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为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项统筹、九大重点任务，要求统筹新型城镇化和全面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城乡融合具有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地位，需要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并创新推进。

一、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视角认识城乡融合发展

1.城乡融合是稳增长的重要领域。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外部环境进一步趋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实体经济有一定困难、房地产地方债等存在风险、民生领域短板较多，稳增长的迫切性上升但难度加大。城乡融合是稳增长极具潜力的投资领域，比如中央启动的城中村改造、保障房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从广义上讲都可以视作城乡融合项目。2024年，城中村改造、保障房建设等预计带动新增投资1万亿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2个百分点。我国还有5.5亿亩基本农田要建成高标准农田，预计在今后5—10年带来20万以上投资。城乡融合对于促进消费作用重大。我国居民存款余额持续上升，已达到130万亿元，但由于各种原因，城乡居民不敢消费、不想消费、不能消费的情况还较突出。农村居民消费只有城里的一半，消费水平与档次要落后近10年，消费潜在增长空间巨大。

2.城乡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从城乡融合领域来看，高质量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情况还比较明显。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量的比例是24%左右，但产出仅占7%左右。农民工2.9亿人，相当数量是打短工、从事跑外卖等体力活，工作生活不稳定，在人力资本上投入不足。调研中发现，农民工中过了45岁以后，超过一半开始考虑返乡从事简单劳动，这样算起来有几千万的农民工一生中有效劳动时间要比产业工人少10年至2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7，是日韩等国的1/5，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城乡融合是中国现代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员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当前城乡差距仍然突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农村萧条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等等，需要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二、从区域城乡关系视角认识城乡融合发展

1.超大规模经济体是城乡融合的基础优势条件。我国人口规模超大、地理空间超大、经济总量超大，是超大规模经济体。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突出的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创新学习效应、发展外溢效应、韧性网络效应等等。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是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要进一步转化利用其中蕴藏的城乡融合发展潜力。

2.城市群都市圈是城乡融合的重要依托。“十三五”规划了19个城市群。在这些城市群内部有四五十个都市圈，在城市群外也还有一些较为成型的都市圈。从趋势看，城市群都市圈占全国人口70%，经济总量占比超过80%，而且人口和经济密度还在增加。可以说，城市群都市圈是最具备条件率先实现城乡融合，这些地区做好了，城乡融合的主体任务就基本完成了。针对其他地区如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需要结合主体功能区战略，因地制宜促进城乡融合。

3.深度城市化是城乡融合的根本动力。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带动力量，是城乡融合的动力来源。我国城乡融合要借力于超特大城市的深度城市化。超特大城市通过推动进城人口深度融入、城市空间格局深度优化、都市产业深度转型、治理体系深度重塑，通过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就能成为具有更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城市，促进城乡融合。

4.县域是城乡融合基本的空间治理单元。县域是千年以来最稳定的行政治理单元。截止到2023年4月，中国大陆共计1299个县，117个自治县，还有396个县级市等。县域经济占我国经济总量半壁江山，人口占70%以上，面积占90%以上。城乡融合的问题一定意义上就是新时代县域发展的问题。

5.县城在城乡融合中具有关键的枢纽性地位。2012—2021年，全国80%的县域为人口净流出，但县城平均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的1573人，上升到2160人。县城的城镇化率大约是25%，县级市是30%左右。这说明，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仍有发展空间。县城上面有省市，下面有乡镇，在城乡融合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6.发挥小城镇在乡村振兴中的带动作用。截至2021年，全国有69万个行政区，小城镇数量大约为1.8万个。假定30%～40%的农民工（包括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选择在小城镇生活，小城镇预计将要吸纳8000万至1亿人。小城镇不远不近、不大不小，对于乡村治理来说也有特殊重要意义。薪火相传60年的“枫桥经验”，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三、从新一轮深化改革视角认识城乡融合发展

1.城乡融合是改革的突破口和主战场之一，而不能混合等同于一般工作层面的改革。十九届五中全会批准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把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城乡融合涉及人口、土地、资金、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流动，牵扯的利益群体多，任务艰巨繁重，应成为新一轮改革重要的突破口和主战场。

2.城乡融合改革要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而不能关起门来改革。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效率、空间、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改革，为各类改革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城乡融合改革的地理空间特色突出，是统一大市场改革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城乡融合改革与统一大市场完全可以协同发力。一方面，不能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区域，满足或停留于在封闭区域里搞城乡融合改革，建小市场；另一方面，也不能以统一大市场建设取代城乡融合改革，因为这会抹杀地方政府在空间领域的创新性实践。

3.城乡融合改革要实现城乡要素从有序流动到充分流动，而不能理想化地希望实现一步到位的改革。有专家呼吁要全面放开和推进土地改革，如允许宅基地买卖；还有专家认为只要城乡户籍一放开，农民消费就会增长30%以上，等等，这些建议并不符合现行政策，也不符合城乡融合改革进程要求。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有一些要素改革的要求还只有政策方向，缺乏来自实践一线的实施成果，应予加紧推进。要素改革过程中，要素的“有序流动”是现实路径，“充分流动”是方向目标，需要久久为功，集小成为大成。

4.城乡融合改革要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而不能寄希望于“制度改革万能论”，进而脱离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现实水平。技术进步的意义在于它推动生产力发展，而当生产力到了一定地步，就能突破生产关系的制约瓶颈，或者暴露生产关系中需要改革的内容。比如当前尤其需要关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利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同时在此过程中积累进一步改革的经验。

四、从城乡融合视角推动安徽创新发展实践

安徽省地处发达的长三角城市群，面临诸多战略机遇以及拥有科技创新、制造业基础、地理区位、综合交通、生态环境、历史人文等各方面的优势条件。进入新时代，安徽经济总量逐步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城镇化率超过60%，乡村振兴全面推进，面临城乡融合发展重要的窗口期。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实践成果为下一步继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带来重要的路径启示。

1.紧扣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长三角城市群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长三角是安徽最大机遇、最大势能、最大红利，这也是安徽城乡融合发展最重要的依托条件。从近年来的实践看，通过深度融入长三角，全面加强与上海、浙江、江苏的全方位合作，安徽城乡融合的发展空间愈加广阔、要素流动愈加活跃、改革创新愈加强劲。

2.通过高水平建设一圈一群一带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合肥都市圈、皖北城镇群、皖江经济带等，是安徽省内重要的空间战略平台和载体。这些都市圈、城镇群、经济带范围内，核心城市辐射较强，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较为完备，有力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也是未来应予长期坚持的发展方向。

3.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继续发挥安徽的首创精神。新一轮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浙江、江苏有许多首创，比如兴起于浙江省的特色小镇建设经验在安徽省多个县区市结出硕果；“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做法当前正在安徽有效推广。同时，安徽也有各方面优势条件，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安徽在农村改革领域展现了宝贵的首创精神，成为安徽新时代加快推进城乡融合领域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智慧支撑。

4.勇立数字经济潮头，促进城乡融合。安徽省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其中的农业生产信息化率居全国第一，农业农村大数据综合信息平台是全国首创。数字技术与制度改革双轮驱动是安徽城乡融合发展的鲜明特征，需要进一步扩大数字经济在城乡融合中的应用场景，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